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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匈牙利与欧尔班:美国保守派[托马斯主题曲纯音乐]

作者:荣若松 时间:2022-07-21 09:02:51 阅读数:72 人阅读

原标题:

效仿匈牙利与欧尔班:美国保守派如何利用宗教保守主义?

本文关键词:托马斯主题曲纯音乐

文/Kathryn Joyce;译/龚思量

编者按:在2021年末的美国全国保守主义会议上,以色列政治理论家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提出,鉴于基督教徒在美国占多数,因此应该由基督徒来支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美国保守派特约编辑索赫拉布·阿玛里(Sohrab Ahmari)建议采用匈牙利的模式,即在不“迫害”少数群体的前提下,牢牢掌握公共舆论。尽管阿玛里最终做出了让步,强调当前的目标应该是“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但这一系列操作导致了“本地人”与“少数群体”和“外来者”的对立,而任何吸引人们对社会变化不满的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包括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移民情绪。本文原载于《新共和》,作者Kathryn Joyce,本文略有删减。

效仿匈牙利与欧尔班:美国保守派如何利用宗教保守主义?

美国国家广场前的国旗

2021年11月初的一个周一夜晚,在奥兰多希尔顿酒店的地下室宴会厅里,四位保守派知识分子: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新教徒、一位“政治天主教徒”和一位“我为什么离开左翼”的家伙坐在台前,手拿饮料,讨论保守主义的未来。一架无人机在头顶上嗡嗡作响,为一位小组成员的YouTube节目收集素材,扩音器里播放着清晰的背景音乐,Sister Sledge的赞歌:《我们是一家人》。

这是美国全国保守主义会议(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的第二个晚上,一次右翼学者、作家和智囊团的聚会。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一直认为,联合宗教保守派和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的旧里根主义联盟已经结束,一些新的共同愿景必须取代过去的联盟。

总体而言,会议的发言人阵容似乎不像一个统一的集团,他们的想法也不是特别新颖。有关于新词汇的抱怨,对于需要强制修习摔跤课的“豆芽男孩”(网上用来指缺乏阳刚之气的男性的贬义词)以及对大学“被女性主导”的哀叹。有将避孕定为犯罪并可能恢复麦卡锡主义(指用大规模的宣传和不加区分的指责,特别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指控下,造成对人格和名誉的诽谤)的提议;声称“觉醒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是比“白人至上主义”更大的威胁;发言者多次宣布计划搬迁到“自由的佛罗里达州”;会场内“加油布兰登”的声音此起彼伏(该政治口号与网络迷因是针对拜登较为委婉的脏话,于2021年兴起)。

与会的几位大人物都在争夺唐纳德·特朗普身为共和党民粹主义右翼领袖的衣钵,这些人物包括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和乔什·霍利(Josh Hawley)以及他们未来的同事、俄亥俄州作家J. D. 万斯(J. D. Vance),万斯套用了理查德·尼克松的话“教授就是敌人”(尼克松的原话是“媒体是敌人”)。另外,还出现了一支以匈牙利人为主的国际队伍,他们来到这里,希望能打造一个“国际民族主义联盟”。

尽管会议的最大头条新闻是霍利在开幕式上的声明:左派对男性的战争,造就了沉迷于色情的一代人,但会议的核心议程是周一晚上的非正式讨论,其中的讨论者包括以色列政治理论家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英国作家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美国保守派特约编辑索赫拉布·阿玛里(Sohrab Ahmari)和政治脱口秀主持人戴夫·鲁宾(Dave Rubin)。身为这次会议的主办者,埃德蒙·伯克基金会的主席哈佐尼主持了本次会议。他宣称,会议的目的是在右翼混乱的派别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联盟,看看是否有可能,正如一位听众不安地表示的那样:“团结右翼”。

在会上及会后,这个问题都激发了一种紧迫感。尽管有很多关于民主党混乱的评论,但有一种感觉挥之不去,那就是保守派才是软弱的、被围攻的,在长期失去文化支持之后,他们现在还被剥夺了政府权力。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莱曼·斯通(Lyman Stone)最近在推特上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任何天然联盟,也没有掌握国家多数的明确道路,保守派没有明显的前途”。

但是,哈佐尼提出了一个改革的建议:鉴于基督教徒在美国占多数,可以宣布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应该由基督徒来支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规范。他说,可以为少数群体“划出一些区域”,但不能假装有一个中立的公共舆论场,因为在这一舆论场中,对多元化的支持压倒了多数人只想自己的文化得到彰显的权利。专家组能否就此达成一致:不积极迫害少数群体,但是同时让多数人控制公共舆论?阿玛里建议采用匈牙利的模式:该国禁止同性婚姻,禁止同性夫妇收养孩子,禁止在法律上承认变性人,最近还禁止与未成年人分享LGBTQ内容,但同性恋本身并不违法。阿玛里坚持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得到了极好的待遇,不会被排斥,也没有受到任何压迫。”

政治脱口秀主持人鲁宾表示:“现在,有个大问题,我们这里就有两位小组成员是同性恋。如果哈佐尼提议的公共规范是纯‘圣经式’的,那我会有些担心。”哈佐尼回答:“你当然会担心,因为我要求你做的,是愿意考虑最理想方案以外的可能性,比如,让基督徒在基督教地区管理一个基督教社会。”哈佐尼后来妥协了自己的立场: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这应该成为保守派加入新联盟的试金石。

作为新右派的同一主题,在课堂上进行圣经教育似乎是个过于小规模且具体的计划。但正如未来几周所证明的那样,对公共宗教具体例子的关注是有先见之明的,并有助于为右派的一些最具争议的计划去制定务实的路线。小组成员简短地考虑了这一提议,然后同意了,举杯相庆。

2019年举行的第一届NatCon会议部分受到了哈佐尼《民族主义的美德》一书的启发,该书是过去三年出版的、一小批右翼学术作品中的一部,其他著作还包括帕特里克·迪内恩(Patrick Deneen)的《自由主义为何失败》和R.R.雷诺(R.R. Reno)的《强大上帝的回归》,这些作品阐述了作者眼中的美国问题的根源。这个新的 “后自由主义者”流派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关注摧毁了传统价值观,建立了一种多元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主义者看似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却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同时建立了一个具有强制性的、“觉醒的”文化霸权。

他们将这些弊病中的许多问题追溯到二战后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目标是通过在人权和多元主义问题上达成国际共识,防止1940年代的恐怖卷土重来。雷诺认为,这种新的世界秩序用无尽的、兼具压迫性和开放性的“弱神”,取代了帮助法西斯主义诞生的国王和国家传统主义的“强神”。

哈佐尼同意,战后的美国正确地处理了种族隔离问题,但后来走得太远了,例如“人人都应该平等。黑人应该与白人平等,男人应该与女人平等,外国人应该与美国公民平等……已婚者与未婚者,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都应该平等”。由此产生的政府应在文化上保持中立的观念,导致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错误”结果。

在最高法院禁止课堂进行宗教教育之后的短短两代人之后,“空洞、空虚的自由主义”已经崩溃,转而成为了一种现状,正如哈佐尼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所说,“人们分不清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种状况不仅激怒了那些不赞成的人,而且让他们的生活,以及支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遭受了攻击。

正如迪内恩(哈佐尼以前在罗格斯大学的同学,现在是圣母院的政治学教授),最近写道的那样:“自由主义的内部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原本负责培养人类美德的机构被废止,比如家庭、崇高的友谊、社区、大学、政体、教堂等等”。迪内恩认为,光靠保守派在私人生活中自行选择这些美德是不够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蹂躏证明了这一点。在废除“蓝色法律”(蓝色法律是要求人们遵守基督教法律,在特定日子休息不得工作)之后,雇主现在可以每周七天自由地压榨他们的工人,由于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了海外;而左派的“文化放松管制”意味着人们不选择结婚,放弃宗教,并减少生育。

后自由主义计划试图纠正这一切。部分原因是,它试图将民族主义从二战中恢复过来。正如哈佐尼在伯克基金会的同事安娜·威利斯(Anna Wellisz)告诉我的那样,真正的民族主义不属于希特勒的德国,那样的民族主义更应该被视作帝国主义,而像威利斯的祖国波兰这样的国家,抵抗了帝国主义。

在这种观点下,民族主义不是排斥,而是“自由地爱着属于你的东西”。相比之下,许多聚集在NatCon的人认为今天的帝国主义者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利用企业的力量和国际契约来促进全球文化和法律秩序,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保守的后自由主义者还指责说,公共中立的概念并不促进公平,反而会导致对大多数人的压迫。由此可见,如果政府实际上从来不是中立的,反而总是在推进或破坏公共利益,那么法律就应该利用它的强制力来灌输美德。

这就是“整体主义”(integralism)的要旨,这是一个由许多杰出的后自由主义者推动的保守天主教法律运动,该运动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将个人权利置于维护“共同利益”的制度之上。

在2020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概述整体主义愿景的文章中,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和前最高法院书记员阿德里安·维米尔(Adrian Vermeule)解释说:“与法律自由主义不同,公益宪法主义不会遭受政治统治和等级制度的恐惧,因为它认为法律是父母,是明智的老师,是良好习惯的灌输者。

维米尔拒绝提供“具体细节”来说明,在实际意义上,行使权威来违背人民自行决定“什么对他们最好”权利意味着什么。但在他的命令下,有关“言论自由、堕胎、性自由和相关事项”的法律将发生变化,首先是改变美国最高法院在“计划生育诉凯西”(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提出的个人有权定义自己的生命意义的 “可恶”主张。

维米尔补充道:对于传统的保守派来说,不能拒绝接种疫苗的权利,自由主义的财产权和经济权等概念将被抛弃,这一立场在阿玛里最近对罢工的家乐氏公司工人的支持,以及一位劳工领袖出席全国大会时得到了呼应。

如果不是阿玛里2019年在《第一事件》(First Things)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这种哲学的梳理可能仍然是一种小众的学术活动。一篇是《反对死亡的共识》的集体宣言,宣布60年来存在的“共识保守主义”已经过时。另一篇是由推特风暴变成的文章:《反对大卫 ·弗伦奇主义》,其中引用了反对特朗普的保守派律师、评论员大卫·弗伦奇的观点:嘲讽保守派可以通过自由主义的规则赢得文化战争。相反,阿玛里坚持认为,他们必须“以击败敌人、享受舆论场上的战利品为目标,重新定位公共利益,以实现共同利益和最终的最高利益”。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口号,在两年后在NatCon上仍在被引用。随之而来的“后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粉丝艺术:2021年11月,一张经过修改的《豪勇七蛟龙》电影海报在推特上疯传,描绘了“后自由主义七侠”: 阿玛里、维米尔和迪内恩身着狂野西部装束。海报上的标语是“有时,共同的利益需要不寻常的人”。

今年秋天,由于美国右派与匈牙利和波兰的统治阶级日益公开的结盟,整体主义再次受到关注。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将传统主义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这两个国家近年来已经具有了保守主义乌托邦的光环。在波兰,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将保守的天主教与爱国主义相提并论,以至于最近波兰议会内供奉了两件天主教遗物,法律与公正党也将竞选海报张贴在教堂内。

在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政府已将该国转变为一个明显“不自由”的基督教民主国家。它资助了一套广泛的生育政策(包括对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的妇女终身免征所得税)以防止穆斯林移民。欧尔班说,穆斯林移民,不能被同化,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只是一种幻觉”,并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所有儿童都应该“按照匈牙利宪法认同和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被抚养长大。

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匈牙利,不遗余力地争取着美国保守派的支持。设在布达佩斯的私立学院(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在过去两年里接待了被国内自由主义风气疏远的美国思想家。

2021年10月,一个新的波兰对应机构Collegium Intermarium邀请了几位美国的“政治天主教徒”,包括维米尔、阿玛里和《美国伟大》杂志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目前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的访问学者)格兰登·帕平(Gladden Pappin)举行了关于“取消文化”会议。2021年6月,当这三个人在华盛顿郊外的一个青年整体主义会议上发言时,匈牙利派了两位大使参加(其中一位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哈布斯堡后裔,是当今君主主义右派中受人尊敬的人物)。东欧城市现在是后自由主义作家重要的图书推介站,欧尔班本人也鼓励像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这样的美国保守派作家将匈牙利视为他们的“知识家园”。

这种积极示好已经获得了回报。德雷赫与MCC的联系以及他在布达佩斯另一个保守智库拥有住处的事实,导致他在去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为匈牙利最独裁的措施作出了越来越有力的辩护。

德雷赫总结说,欧尔班的“非自由的右翼倡议”,如禁止大学的性别研究课程,是抵制“左翼非自由主义”的必要措施。7月,俄亥俄州作家J. D. 万斯对欧尔班的生育政策大加赞赏。他甚至呼吁建立一个两级投票制度,让拥有子女的美国的父母,比“无子女的左派”拥有更多的选票。8月,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布达佩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报道,在黄金时段将对欧尔班的采访播放到数百万福克斯电视台观众的家中。就在2022年1月,特朗普宣布对欧尔班的“完全支持并赞同其连任总理”。

对这一新兴的右翼国际的报道也强调了整体主义的先锋领导人。到11月下旬,一个名为Substack的新运动,即后自由主义秩序启动时,整体主义甚至在电视节目《继承》中被简短提及。但是它突然崛起的声望也导致了来自天主教和学术界的批判。

2019年《后现代保守主义的崛起》一书的进步作者马特·麦克马努斯(Matt McManus)认为,“天主教后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弱点是,尽管有了天主教的前缀,但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内心都是反动派。”该书描述了右派陷入自己的身份政治(即呼吁 “重新确立某些曾经掌权的身份群体的权威”)。麦克马努斯在《偏见》杂志(一本宣扬基督教左派的杂志)上写道:“他们不仅要保护自由主义的成就,而且还要超越这些成就,他们想让时钟倒流到前自由主义时代,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按照神圣的等级制度对个人进行分类,国家毫不犹豫地对非异性恋者、持不同政见者和异端分子采取惩罚措施”。

蒂莫西·特鲁特纳(Timothy Troutner)是圣母大学的博士生,为自由派天主教媒体《公益》(Commonweal)撰稿,他在整体主义被其目前的普及者采用之前的几年,就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天主教徒组成的圈子里第一次遇到了整体主义,他们普遍希望自己的信仰能反映在他们的政治承诺中。当这个群体最终分裂为“左派天主教徒”和整体主义者时,特鲁特纳看到后者的阵营转向了丑陋,主张“与中世纪有关的、一些更残酷的东西”和天主教右派的权力政治,专注于胜利和“击败敌人”。

在保守派中,整体主义也找到了大量的批评者。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授迈克尔·汉比(Michael Hanby)认为,除非美国不复存在,否则整体主义就永远不可能在美国实现。

圣母玛利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更直截了当地写道, 战时20世纪最初的整体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而它的当代追随者,如网上论坛的评论者,他们欢呼“真正的圣徒公社”穿着“杰克靴子”、“烧死异端”和“抓获犹太孩子”让他们强制皈依。他们似乎已经准备好效仿法西斯了。最后,他写道,整体主义“是一种网络美学,主要是被公共生活所疏远的年轻人,被统治欲,即权力意志支配所吞噬”。更多的主流保守派,如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干脆称之为神权主义。

尽管德雷赫2017年的著作《本尼迪克特选择》(The Benedict Option)被认为是当今后自由主义的先驱(他在书中认为“启蒙自由主义包含了基督教灭亡的种子”),但在2021年秋天他开始呼应这些早期的批评。他最近在《美国保守派》上写道,对整体主义的模糊定义可能听起来不错,但“当你开始问这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时,它就会变得很奇怪”。

德雷赫广泛引用了一本由一位僧侣和一位神学家写的晦涩的2020年整体主义书籍,他想了解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否同样在寻求一个只有受洗的天主教徒才能掌握政治权力的国家;非天主教儿童可能被从他们的家庭中带走;对犹太人而言,除了有限的例外,没有任何宗教少数群体的信仰自由可以得到保障。整体主义者可笑地高估了支持他们的天主教徒数量,德雷赫想象这些教徒可能将将能塞满维米尔在剑桥的后院,而且“如果大多数人知道他们真正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就会尖叫着跑开。”

这些批评引起了其他集体主义者的反击。迪内恩表示,德雷赫可能是大卫·弗伦奇主义的新面孔;阿玛里说,德雷赫的后自由主义主要是“匈牙利式的”。马可·鲁比奥的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尼德姆(Michael Needham)认为,像整体主义者这样的“外部知识分子”, 已经通过“移动奥弗顿窗口”(是给定时间内主流人口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取得了一些成就。维米尔写道,德雷赫缺乏政治想象力,看不到一小部分核心的坚定信徒能做什么。他引用法国反动知识分子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四五个人就能给法国带来一个国王”,而集体主义则拥有了后自由主义七人组。

如果这些派别之间的争执,在自由主义者的耳朵里,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它们大多确实没有区别。毕竟,德雷赫、迪内恩和阿玛里都在《第一事件》中签署了2019年的 “死亡共识”宣言。当德雷赫呼吁他的后自由主义者同伴们把整体主义的“思想实验”放在一边,而选择匈牙利的更现实模式时,他说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都已经付出了代价的政权。尽管11月的内斗很激烈,但在会议上和会后,欧尔班的匈牙利成为了他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正如哈佐尼告诉我的那样,在NatCon会议上讨论的许多想法都还很初级,推动这些想法的人都“在行动中”。但在会议结束后的几周内,他观察到了两个重要的整体主义转变:一个是对民族主义更全面的拥抱,一个是目标被扩大了,从一个以“最高利益”为命令的政权到对“普世整体主义”的柔和呼吁,正如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查德·派克诺德(Chad Pecknold)在Twitter上所说那样。

这种转变的主要例子是11月《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上的一篇文章,由派克诺德、阿玛里和帕平共同撰写。这篇题为《为文化基督教辩护》的文章以四个场景作为开始:非婚同居的意大利前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政治集会上转动祷告的念珠;离婚的法国前政治家玛丽安·勒庞(Marian Maréchal Le Pen)宣布基督教是法国身份的基石;不懂圣经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谴责反种族主义抗议的照片中挥舞圣经;以及欧尔班在世俗国家,使用公共资金修复教堂。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些看似虚伪的例子都没有问题,相反,它们值得称赞,是一种文化上的基督教秩序,“并不保证每个灵魂都能得到救赎,但宗教能够的、奠定(发生善举)的结构。”这四位领导人可能是坏的基督徒,但他们对基督教象征主义的信奉(正如另一位NatCon演讲者所说,这是“宗教性氛围”),可能比单纯的纯洁性更有助于建立整体主义者想要的文化。毕竟,如果“清醒的意识形态”能够征服舆论,尽管“其真正的信徒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那么文化基督教可能也能做到这一点,从而“拯救拥抱它的国家”。

对哈佐尼而言,这个论点展示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实用主义,类似于他自己的会议提案,去年秋天他也在匈牙利的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学院重复了这一提案。美国保守派的文章并不要求公众完全改变信仰,而是通过斡旋达成协议,即基督教应该在公共场所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在那些人民对宗教并不虔诚的地方。文章还重申了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之间的誓言,因为作者选择的所有四个“文化基督徒”的例子也都是明显的民族主义者。这是新的保守派融合主义的基石。

伯克利宗教、和平和世界事务中心的研究员杰罗姆·科普斯基(Jerome Copulsky)表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就是保守主义运动自1940年代和50年代以来的运作方式。保守主义运动拥有不同的分支,如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南方农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冷战者,但当他们共同面对自由主义的野兽时,他们必须找到共同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今天的许多右翼权宜之计是在不停争斗的派别之间进行休战:从微小的差异,比如迪内恩和阿玛里不称自己为整体主义者的事实,到关于如何将天主教的普遍性主张与民族主义相匹融合等更大的问题。

虽然阿玛里告诉我:“没有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可以采取完全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是会以“狭窄的、战术性的方式”支持“新民族主义”。阿玛里强调民族主义是好的,“因为它反对乌托邦式的无国界世界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实践中会导致普遍的暴政”,将人们变成“零工工人”,并威胁到传统信仰。民族主义可以制衡这些弊端,而文化基督教可以提供帮助。他解释说:“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基督教是这种无法被消灭的残余结构。随着自由主义的衰落,这种结构可以帮助西方国家重新连接到他们最深的根源,并促使道德更新,甚至是在那些不具备深刻的精神信仰的人群中。”

缺乏信仰是对现在美国的公平描述,在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历史上,首次出现有信仰的群体不足总人口的一半的情况。这也适用于波兰,那里的年轻人正成群结队地离开天主教(许多人认为它被政治化了),而在匈牙利,只有12%到15%的人口经常去教堂。

在这一点上,中欧不仅为文化基督教提供了一个模式,而且对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提出了警告。在匈牙利,在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宗教信仰。这一现实导致欧尔班的支持者争辩说:“在欧洲,即使是无神论者也是基督徒。”这似乎是一种迂回的方式,承认欧尔班最致力于维护的“基督教”是以民族主义而非宗教术语来定义的。

这种批评甚至在国家保守主义的队伍中也出现过。2020年,在NatCon大会上发言的英国作家玛丽·哈灵顿(Mary Harrington)将“文化基督教”贬低为不过是麦克马纳斯诊断为后现代保守主义的“空洞身份政治”。哈灵顿写道:“这又是为什么欧尔班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和它的许多民粹主义‘表亲’发现他们最令人信服的成绩不是在宗教教义或遵守宗教规范中,而是他们对局外人的定义。如果‘即使是无神论者也是基督徒',那么唯一不被定位成基督徒的就是外国人。”

虽然自由派的《公益》杂志作者特鲁特纳怀疑“文化基督教”这一概念,是否被有意当作种族代码,但种族主义往往是文化基督教的后果。他说:“民粹主义言论的部分力量来自于:‘他们正在夺走你过去拥有的文化’。而任何吸引人们对社会变化不满的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包括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移民情绪,如果你想让这种言论变得强大,你就得好好利用它。”

在NatCon会议之后的几天和几周里,对公共基督教的呼吁并没有美国保守派的文章那么充满活力,这似乎证明了这一趋势。前Newsmax评论员埃默拉尔德·罗宾逊(Emerald Robinson)在推特上说,她不想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而想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极右翼挑衅者雅各布·沃尔在Gab上发帖说,应该要求所有美国犹太人都挂上圣诞灯,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叫同化。”) 而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吸引了许多QAnon信徒的大型教会会议上,失宠的迈克尔·弗林将军宣称:“如果我们要在上帝之下建立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宗教。”(弗林曾经是特朗普的竞选伙伴人选之一,但最终未能成为副总统参选人)。

当我就这些例子询问哈佐尼时,他回答说,“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族裔保持外人的地位是不可避免的。这根本就是现实。”他说,这样的群体“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像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那样受到迫害”,并表示人们应该理解“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不会达成真正的平等,如果有人觉得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应有的感激之情是不体面的,或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或不公平,那只能说他们对政治和人类社会的理解不够现实。”

他更尖锐地补充说:“所有这些推翻传统英美法律、宗教和语言的努力,正迫使人们在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后者在美国右翼的边缘地带肯定越来越强大。很多人有意识地将民族保守主义的复兴视为一种选择,试图阻止我们在极右翼看到的怪诞政治冲动。”

这样的最后通牒并非首次出现。正如雷诺在他的书中所写,“民族和文化忠诚的 ‘强神’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回归”。如果不欢迎他们以“我们最好的传统”的形式回来,他们就会以“更黑暗的神的形式到来,而我们的开放社会正在阻止他们回来”。

这句话在NatCon会议上得到了回应,布朗大学教授格伦·卢利警告说:“那些认为他们可以坚持用大写字母B拼写黑人,而把白人放在小写字母里的人”,或者那些把警察杀人事件政治化为“种族死亡”的人是在“玩火”,只会诱使白人进行反击。

阿玛里更加直接对我说,“如果我们不提出一个合理的国家理念,用基督教来调和 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和野蛮的民族偶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那么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混乱。”

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去年整个春天,德雷赫在匈牙利的文章显示,他对欧尔班保护基督教文化的方法越来越欣赏。在一篇题为《维克多·欧尔班是对的》的文章中,他警告说,即将到来的选举将在保持其对多元民主的承诺和其民族传统之间构成一个可怕的选择。

德雷赫在NatCon会议上表示,在法国“每个人都在担心与郊区的伊斯兰少数民族发生内战”,因此必须很快决定“要么停止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要么停止成为法国人。”2021年12月,他更进一步,法国极右翼记者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曾两次被判煽动种族仇恨罪,他在一段视频中宣布竞选总统,视频中出现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以及街头暴力、蒙面妇女和穆斯林男子祈祷的画面。泽穆尔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犹太人,曾因“反人类罪”(实质上是大屠杀修正主义)受审。2021年11月,他因煽动种族仇恨再次受审,他发誓要把法国“从压迫多数人的少数人手中夺回来”,这引起了“大替换”理论。在推特上,阿玛里呼吁:“谁能用美国的语言,为美国人阐明泽穆尔的信息?”第二天,德雷赫用美国的主题和怨恨改写了泽穆尔的演讲。

与此同时,在波兰,2021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成功地超越了前几年关于法西斯口号的报道,一群人烧毁了一份13世纪给予犹太人在该国生活的合法许可文件,同时高呼“拒绝波林”,即波兰的希伯来语名称,以及“犹太人去死”。

那一周,我与NatCon的组织者安娜·威利斯交谈。她还没有听说过这一事件,但坚持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她觉得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是某些国家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面临难民危机时,为抹黑波兰而进行的挑衅。但更重要的是,它“听起来不像她成长的国家”:在那里,波兰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她的父亲和祖辈因为抵抗纳粹而被捕,她相信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种族纯洁,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忠诚契约。

几天后,威利斯发来电子邮件说,她后来得知,令她沮丧的是,这一事件确实发生过。但她仍然努力想弄明白这件事,波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她表示,这再不是她认识的那个国家。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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